虽然用开办学校，增加基础教育规模这种方法来开民智很有效果，但是也有个缺点，那就是见效慢，所谓十年树人，按照叶思文定下的学制，至少需要十五年时间，第一代学生才能迈向社会，他们迈向社会之后，还需要五年的时间，才能成为社会的顶梁柱。［［
当第一代学生成为社会的顶梁柱之后，开民智的任务，才能算完成，也就是说，用办学来开民智，至少需要二十年的时间。
说实话，二十年的时间不算很长，但是也不能算短，现在叶思文最缺的就是时间，若是等民智完全开化了才实施新政，黄花菜都凉了。
不过，叶思文很快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，一个可以培养当前社会顶梁柱的办法。
叶思文的办法有两个，一个叫成教学，一个叫文凭。
大明崇祯四年五月，大明山东巡抚衙门继开办学校的政令出之后，出了第二个政令，第二个政令和第一个政令一样，直接到了最小的行政单位乡.
大明山东巡抚衙门将会拿出一百万两银子，用来给大明的百姓扫盲，政令规定，三学建立之后，立刻成立扫盲班，扫盲班的课程排在晚上，也就是所谓的夜学，同样，扫盲班也是不需要缴纳学费的。
政令规定，扫盲班的主要学员是十八岁到四十岁之间的不识字的成年人，无论你是男是女，无论什么职业，只要你不识字，那好，乖乖的去扫盲班学习吧，不要说没有时间，因为课程都排在晚上，下班之后，你只需要抽一个时辰的时间去学习就行了。
扫盲班的教学，相对来说比较简单，一个秀才就能当老师，因为扫盲班里只开设两个科目，一个是文学，一个是算科，说白了，就是让这些不识字的伙计识字，让这些不会算账的伙计识数。
叶思文的要求真的很简单，他只是希望在大明，不要再出现听报纸的情况，人人识字，人人识数，这是一个国家强大的基础保障。
可是要让成年人去读书识字，困难肯定是有的，成年人嘛！整天为生计奔波，想得自然比较多，思想肯定不如小孩子单纯，想让他们静下心来学习，实在是有点困难。
对于这一点，叶思文再次祭出了一个法宝，这个法宝的名称叫文凭。
从三学建立，文凭这个词，便出现了，因为在三学读书，每完成一个阶段的教学，就能得到盖有山东巡抚衙门大印的文凭。
扫盲班是没有学年规定的，不管是学了三个月还是学了三年，只要能通过学校的考试，就可以毕业，毕业之后，扫盲班的学生可以得到初级乡学文凭。
可是一纸文凭，有什么作用呢？好看吗？当然不是，叶思文规定，农民得到初级乡学文凭之后，可以减免当年的赋税，并且永久性的减免三成赋税；在工厂里，有初级乡学文凭的工人比白丁的工资要高二成。
所谓有利益，才有动力，为了赋税，为了涨工资，大明的普通老百姓算是豁出去了，他们坚定了一个信念，无论如何，也要拿到文凭。
由于文凭内含的利益太高，假文凭的出现是再所难免，因为无论那个朝代，总有那么喜欢靠钻空子来赚钱的无良商人。
叶思文可是个狠人，要是有人敢因为一点蝇头小利，破坏他的开民智大计，他是绝对不会同意的，绝对是要把这个人搞死的。
为了防止假文凭泛滥，叶思文在泰山书院招募了五十个有远见的学子，五人一组，成立十个山东教育督查组，通过培训之后，十个教育督查组赶赴山东各地，监督各地办学情况，以及文凭放情况，若是有官员办学不力，立刻拿下，若是有人敢造假文凭，立刻丢进牢房里。
开民智事情走上正轨之后，叶思文开始思考新政的下一步要进行什么。
很快，叶思文就把目光锁定在了农民的身上，农业乃一个国家生存展的基础产业，只有搞好农业，安顿好农民，一个国家才能稳定，才有强大的本钱，如果一个国家连吃都成问题，谈什么称霸图强，无异于痴人说梦。
现在大明的土地，大多集中在大地主的手中，真正在耕地的人，真正在承担农业赋税的人，手上反而没有多少土地。
其实大明的地主分为两种，第一种是传统意义上的地主，即社会中大中小地主阶级，其中包括：王公、贵族、勋戚、达官、显宦、地主、豪强、富贾、大贾、寺观僧道等占有的大量肥沃土地的地主，这些大土地所有者取得土地的途径包括：皇室的赏赐、依仗权势巧取豪夺、中小农民为避免赋役投靠势家所奉献的田产、奸人为获赏而投献的他人田产、利用金钱购买的土地等。
第二种是大明特有的军事地主，随着土地兼并的恶性展，卫所屯田也逐渐破坏。诸王、公侯、监军太监、统兵将领、卫所军官和地主豪强竞相侵吞屯田，役使军丁。弘治年间，官僚马文升指出，天下屯田被“卫所官旗势豪军民侵占盗卖十去其五。”
大明的两种地主，不仅占据了大量的土地，他们还不用交税，大明的赋税，倒是有多半普通的农民提供的，这是一件十分不公平的事情。